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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《芳华》年代的冯小刚:做讲述者,而非审判官

                时间:2017-12-18 18:24来源: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作者:马涌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熟悉的“喜剧导演冯小刚”,正慢慢转身为“正剧导演冯小刚”。

                毕竟,近些年来冯小刚推出的电影里,正剧类电影的题材突破性和话题度都很高,甚至都可以称得上当年的国产“话题王”。譬如《唐山大地震》《1942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——

                还有,刚刚上映的《芳华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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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《芳华》是冯小刚的年华追忆之作、情怀之作、心灵之作。这些概念早就在媒体上炒得烫手了。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,影像是能反映出人——尤其是影像创造者——的情感的。对摄影有心得的朋友,能从姑娘的美照中看出来哪些是专业的摄影师用技巧拍的,哪些是热恋中的爱人走心去拍的。而《芳华》的画面,则是冯小刚对那段芳华年代的爱情,粘稠地从每一帧画面的缝隙里溢了出来。

                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,像给爱人拍照时替她归置好每一绺头发。之前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“方圆镜头”虽然也令人印象深刻,但其背后是一颗炫技的心和功能性的考量,是一种理性的精致。而同样逐帧考究的《芳华》则靠的是对美与情绪的追求,靠的是燃烧导演的“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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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当然,也有不少观众最期待的,还是拍出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冯小刚,会如何演绎这一特殊时代和特殊人群。特别在《芳华》调整档期之后,这种期待心态被急剧放大。但看完电影我知道,这依旧是拍出《1942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冯小刚。面对时代和众生,他想做一个温情的讲述者,而无意做冷面的审判官。

                影片男主角刘峰。他是文工团里的道德楷模、公认的“活雷锋”。“活雷锋”这个词我们讲得太多了,以致于忘了道德偶像和其他偶像一样,往往是在摒弃“人欲”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,就像家里供着的菩萨必然与吃喝拉撒或者男欢女爱无缘。所以影片中受人爱戴的活雷锋刘峰,做尽好事却被视作理所当然,而一旦想干一件人干的事——“恋爱”——就马上被报以惊惧、拒绝与彻底否定。就像那句网上俗语:“在道德的高地上冷不冷?”当然是冷,不过刘峰不是自己站上去的,而是被架上去的,冷冷清清凄凄惨惨。这一切当然源于他本性的善良,最终却成了一个必须不停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。

                尽管如此,如果影片仅限于对这种道德架空的批判,那也只是落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俗套。令人玩味的是,当那个道德架空的时代过去,刘峰成为一个普通人,却又被一群毫无敬畏、放飞人欲的“小官僚”排挤。彻底放弃了对道德榜样的膜拜、为了追逐物质欲望无所不为,就是“更人性”的时代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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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这种矛盾张力显然是冯小刚刻意渲染的,而且成为了电影的核心。如若不然,这部电影原本在何小萍穿着精神病服在月光下独舞时,就可以形式精神俱完满地结束了。后面看似续貂的80、90年代戏份,才是这部电影内涵的关键所在——

                作为芳华年代的追忆者,冯小刚似乎理应给出答案:那个时代到底好不好?而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孤立地回忆当年,而没有一个纵向的比较,很难回答得圆满。所以时间继续流转,在三十岁、四十岁的刘峰和何小萍眼里,远离了芳华年代之后,才能具有洞穿时间的视线。这两个出身普通、一生未能乘上时代大潮的人,在一种“说不清”“不好也不坏”的氛围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,对于那个时代里九成九的平凡人而言,这恐怕才是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回答。

                对比严歌苓的小说《芳华》,冯小刚的电影对人物的塑造更加“宽厚”:小说里的刘峰是个除了“学雷锋”身无长物的卡西莫多,郝淑雯是个嫉妒心作祟而去“睡别人男友”的“渣女”,林丁丁是个极尽虚荣却惨遭多次失败婚姻的“活该者”;而冯小刚的电影里则给每个人都多少增加了些可爱之处,少了许多“一望而知的坏”和“一路到底的惨”。这不仅是男导演和女作家之间值得玩味的分歧,更是冯小刚“不走极端”的刻意雕琢。

                再比如影片中对文工团的刻画。从观众的反馈来看,有人感动于文工团解散时那一场融聚战友情的大酒,也有人厌恶文工团里的虚伪和互相倾轧。这种复杂性恰恰是冯小刚刻意营造的。单纯从叙事的角度上讲,削弱文工团中互相倾轧的戏份,或者彻底删除文工团解散聚餐的情节,并不会造成影片结构上的崩塌。但对角色而言,无情与温情本来就是可以兼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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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这是一个热衷于谈论大是大非的时代。一个芳华年代的局外人仅仅通过故事,很容易得到或褒或贬的单方面印象,甚至非黑即白的站队已成了一种习惯:“导演你到底想说什么?你是支持还是反对?”只有亲历者让记忆经过了岁月的淘洗,情感经过时光的发酵,才会有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式的不置臧否。正因如此,芳华才会给人“五味杂陈”“一言难尽”的观感,它很难像一篇中小学阅读理解一样,让你三言两句可以概括出作者赞美了什么、批判了什么、表达了什么,而且这种拒绝“被概括”是有意为之的。

                这种姿态或许会得罪许多一早就站好队的观众和评论者,让人抱怨“不够劲”。可这对于情怀观众来说,无疑是平和而温情的。书生读史往往大喜大悲,但亲历者追忆往事却多是风轻云淡。《芳华》的口碑,豆瓣7.9,猫眼9.1,三天3亿的票房,大量50后、60后的组团观影和口碑称赞,如果书生只因为这些历史当事人的观影表情不够沉痛决绝,就说他们情感虚假浅薄,无疑是可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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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事实上,拒绝单一的是非判断、着力刻画人性与时代的复杂因果,并非《芳华》独有,而是在“冯氏正剧”里一而贯之。

                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,李雪莲表面上看是受委屈的一方,但她并不是“一朵委屈的白莲花”,影片花了不少力气刻画她性格里偏执和非理性的一面,甚至她“假离婚”的“初心”在道德和法理上就是经不起推敲的,这也使得“李雪莲到底值不值得同情”成为不少影迷争议的重点。而我们也可以从《芳华》里两次撒谎的何小萍身上,看到李雪莲的影子。《1942》《唐山大地震》都是相当惨烈的电影,其中也有复杂厚重的时代因素,但冯小刚也没有轻易让某个角色的品质升上天堂或者坠落地狱。再加上早年争议颇多的《夜宴》,许多观众批评这些电影“不痛快”,但恐怕现实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痛快。

                这一切或许能从冯小刚本色出演的《老炮儿》里找到回答:“老炮儿”,就是既“不服管”,又要“守规矩”。其中的矛盾性一目了然。这是一种游走在“混乱”与“守序”之间的生活方式,也凸显了冯小刚“胡同军旅出身”与“当代导演”的身份张力 。所以冯氏正剧(甚至相当一部分早期的冯氏喜剧)里,批判和赞美都有所保留,或者根本不下判断。这并不是故意和现实搞暧昧,而是价值观里对非黑即白的一种本能摒弃,这或许正是源于他芳华时代的生活经验:歌颂和批斗,都不应轻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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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,这种“不议是非”“不好不坏”的姿态其实是很不讨喜的。许多商业电影在营销时恨不得手把手教观众站队开撕,但冯小刚拍着颇具突破性的题材——地震、饥荒、上访、文革与对越反击战——却不轻置褒贬,这或许正是冯小刚能驾驭这些题材的关键,也赋予了这些作品更加周全而深刻的价值。就像《不见不散》《甲方乙方》这些冯氏经典能够常看常新一样,今天被认为不妄谈是非而“不痛快”“不爽利”的冯氏正剧,或许也会有在时光彼岸显现别样味道的那一天吧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文艺九局工作室 马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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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(责任编辑:郭良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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